《世说新语》载魏文帝命子建七步为诗，不成则杀，子建诗成，文帝深有惭色。世人乃以魏文残害骨肉，深为不齿。予不以为然，若文帝欲杀子建，何患无辞，出此下策？此事必虚。即若为真，则文帝实欲免子建之罪，乃以子建之长才，借故豁之也。

魏武数子，昂死于战阵，冲幼年早夭，彰、熊则勇将也。植恃才傲物，常不以法度为念，为魏武不喜；其结交者文士也，其倚重者名士也，乱世之中，何能为哉？故虽才高八斗，无缘大位。丕文武兼长，且颇知术、势，又与谋臣相善，魏武立嗣，非丕其谁？即若丕未“矫情自饰”，太子之位亦其囊中物也；故所谓“矫情自饰”者，史家褒贬而已。

或谓：彰平代郡，大胜而返，太子丕诫之“卿新有功，今西见上，宜勿自伐，应对常若不足者”，岂非丕惧彰勋劳炽盛，不利于己乎？而予观之，则兄弟之情拳拳，同胞之谊殷殷。后彰如太子言，乃有魏武持彰须曰：“黄须儿竟大奇也！”岂非太子之功耶？而论者谓：此丕弄巧成拙也。此等诛心之论，唾之可也。

人云：魏之亡也，在司马氏；司马之跋扈，始于魏文帝；故魏亡于魏文也。岂有此理。魏文时司马懿何跋扈之有？即明帝时仲达亦谨言慎行。论者所据何典，实实匪夷所思。懿有大才，自当用之。而魏文与臣下相善，多所戏谑，亦善纳谏；其擅御下者若此，何惧一司马懿？且其时政军之权皆在曹及夏侯宗族，曹休、曹真尚称名将，仲达何所为耶？若以曹芳之事推及曹丕，何不推及曹操、乃至曹参乎？

又云：魏晋之乱，在九品中正制；九品中正者，丕之创举也；故魏晋之乱始于魏文。岂有此理。隋文帝首创科举，而明清科举误人，岂谓隋文误尽苍生？于其时也，笼络望族，羁縻名士，乃致中原太平，非九品中正之功乎？后世时势变迁，而后人不知改制，此后人之过也，魏文奈何得咎？

黄初三年，子建为鄄城王；次年作《感鄄赋》。鄄者，甄也，故论者以为此赋乃因甄后之死有感而就。此事未有定论，然后人多以为确，甚或编排子建甄后之恋，乃谓子桓夺弟之爱。呜呼，子桓何辜，招此恶名？《三国志·魏书》载：“文昭甄皇后，中山无极人，明帝母，汉太保甄邯后也，世吏二千石。父逸，上蔡令。……建安中，袁绍为中子熙纳之。熙出为幽州，后留养姑。及冀州平，文帝纳后于鄴，有宠，生明帝及东乡公主。”又引《魏略》云：“熙出在幽州，后留侍姑。及鄴城破，绍妻及后共坐皇堂上。文帝入绍舍，见绍妻及后，后怖，以头伏姑膝上，绍妻两手自搏。文帝谓曰：刘夫人云何如此？令新妇举头！姑乃捧后令仰，文帝就视，见其颜色非凡，称叹之。太祖闻其意，遂为迎取。”可知甄后乃子桓破袁时所虏，何来“夺弟之爱”？

《昭明文选》李善谓：“魏东阿王，汉末求甄逸女，既不遂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。植殊不平，昼思夜想，废寝与食。黄初中入朝，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，植见 之，不觉泣。时已为郭后谗死。帝意亦寻悟，因令太子留宴饮，仍以枕赉植。植还，度轘辕，少许时，将息洛水上，思甄后。忽见女来，自云：我本托心君王，其心 不遂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，今与君王。遂用荐枕席，欢情交集，岂常辞能具。为郭后以糠塞口，今被发，羞将此形貌重睹君王尔！言讫，遂不复见 所在。遣人献珠于王，王答以玉佩，悲喜不能自胜，遂作感甄赋。后明帝见之，改为洛神赋。”言语凿凿，有如亲见。然以常理论，兄以嫂枕遗弟，岂有此理？

刘勰《文心雕龙》云：“魏文之才，洋洋清绮。旧谈抑之，谓去植千里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，诗丽而表逸；子桓虑详而力缓，故不竞于先鸣。而乐府清越，《典论》辩要，迭用短长，亦无懵焉。但俗情抑扬，雷同一响，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，思王以势窘益价，未为笃论也。”诚哉斯言。子桓之文才，在其平，在其淡，在其实，在其随性。予爱其书函，质朴明了，甚动人心。然登基之后，少有妙文，一憾也。子建之才虽高，然多绮丽浮华之辞，又常示人以弱，怨天尤人，我所不喜。王夫之《姜斋诗话》曰：“曹子建之于子桓，有仙凡之隔，而人称子建，不知有子桓，俗论大抵如此。”此论非不溢美，然偏颇之余，读之甚觉解气。一笑。

魏文帝《终制》曰：“自古及今，未有不亡之国，亦无不掘之墓也。”潦倒文士有此论不为奇，皇帝发此语，真旷古烁今。子桓之不类君王，予常深异之。

又及，《世说新语》载：“王仲宣好驴鸣，既葬，文帝临其丧，顾语同游曰：‘王好驴鸣，可各作一声以送之。’赴客皆一作驴鸣。”又《与吴监书》谓：“中国珍果甚多，且复为说蒲萄：当其朱夏涉秋，尚有馀暑，醉酒宿醒，掩露而食，甘而不䬼，脆而不酸，冷而不寒，味长汁多，除烦解倦。又酿以为酒，甘于曲蘖，善醉而易醒。道之固以流羡咽嗌，况亲食之耶？南方有橘酢，正裂人牙，时有甜耳。即远方之果，宁有匹者乎？”《与朝臣论粳稻书》谓：“江表惟长沙名有好米，何得比新城粳稻邪？上风吹之，五里闻香。”魏文雅好如此，我辈所崇。